一个家族的平凡遭遇
“美人迟暮，烈士壮年。当生命垂垂老去，记忆却历历如新。20年前，你的记忆端，最远可达19世纪的最后几年。10年前，你的记忆端，最远可达20世纪的最初几年……”
上面这段话，是著名时政社区凯迪社区策划的“百姓家史”文化活动的一个宣传词。粗略看了一下这个活动的介绍，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宏伟的文化构想——拥生活剧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有几亿个家庭，这些家庭构筑了一个庞大而又具体的中国社会，而每一个家庭，毫无疑问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宋祖德博客史或者说刻骨铭心的记忆，更何况，离我们记忆最近的19世纪和20世纪，是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世纪。
在中国历史的传统叙事方法论中，“家族史”这个概念是和国史紧密相连，甚至难以拆分的，经典史传中的“纪”、“世家”是最高层级的家族史，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为此有人说，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皇家、贵胄家史。寻常百姓家进入史书，只能停留在“传”这个级别。
从某种角度讲，“纪”、“世姓生活家”一类的，可算作是历史的宏大叙事，“传”，可算作是历史的特写叙事。作为社会组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单元，家族的历史，无论是钟鸣鼎食的望族，抑或是寒门之家，都是时代的或明或暗的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家史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也好不张小娴博客为过。
基于这个“非凡”的价值，我也贡献一点家族的历史，以丰满传统宏大叙事的空洞和虚无。
几天前，远在粤北老家的老父亲来电话，说想在今冬操办迁葬祖母的事。父亲说，祖母离世10多年了，该把她的遗骨拾捡整齐，重新安葬了。而祖母娘家的表叔几次来我家，都和我父亲说：“老表，要把三姑捡起来了，时间久了，只怕骨头不齐。”
二次安葬是客家人普遍的习俗，通常在人死后5、6年的时候，在冬至日前后10天择日开挖坟墓，将遗骨拾捡后用一个坛子存放好，再次落葬。落葬的地点有时候要迁移，有时候原地下葬，判定是否转移地点的标准是“风水”。
一转眼就是10多年，记得当日祖母在时，经常在茶余饭后、农闲之时，苦口婆心重复她那些听得耳朵长茧的苦难经历，以激励教育我们毋忘苦难，努力奋斗。在我们表示不屑和抗议的时候，她总是以很无奈有很严厉的口吻说：“千刀猴子，你不知道我们吃的亏，不知道我们吃的苦……”
一
我的亲祖父叫梁乃达，我们兄妹都没有见过，很早很早就离世了。他的音容，他的身世，他的生平，他的经历，他的一切，断断续续被祖母用一个版本大同小异地描述给我们，父亲和姑母在我们小时也偶尔叙述一下，出发点和祖母差不多，版本也差不多，只不过篇幅长短不同。
根据这些叙述版本，我其实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便对祖父有相当叙述。
那时候，我闲居在老家和父母亲一块务北京生活农，在那些身体疲乏、精神枯竭的日子里，我经常在晚上或者某个下雨天，读有限的几本书，思考一些问题，偶尔也写点东西。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起了一个宏大的心愿——写一本“家族史”，一本详尽叙述我们三代以内小家族的历史！
这本命名为《家族小传》的历史后来按照计划完成了，手稿本估计在老家的某个书堆角落里。记得是用中学时代那种油印的模拟试卷的背后空白页面写的，里面完全按照家族谱系的结构来书写。其中就有一章“祖父梁乃达”，为什么要写上祖父的大名呢？原因是便于和过继的祖父梁策铭加以区分。
在这本小册子里面，还有介绍继祖父、父亲、姑母等篇章，篇幅不长，所叙之事，大都是祖母、父亲的“口述历史”，还有一部分则是我们亲见的。
父亲在讲述祖父时，习惯说，我们家从我祖父就是单传……。不过，据我当年查阅的一本老族谱记载，情况是有一些出入的。
我们这一房，大部分的族人都聚集在五马庄居住。这个五马庄很有一些来头，是太祖梁梓材一手兴建于咸丰年间的，独立于梁氏主村落，最初大概由10间青砖砌成的瓦房构成，连祠堂、水井也应俱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五马庄”。关于太祖梁梓材的相关事迹，我曾做过一些考证，在此不赘述。
按说，我们家也应当在五马庄住的，但据父亲讲，从曾祖开始，我们家就一直在梁氏的“大村”住，房子位于梁氏宗祠“安定堂”的左侧，与宗祠紧隔两间房屋。那房子是一间水磨青砖砌成的瓦房，门前有个半圆的小台阶，屋后墙上立着块“泰山石敢当”的条石，是一间蛮漂亮的房子，房屋年龄应不少于150年，如今依然完好，但却易主多时了。
据说，曾祖是高祖的小儿子，且中年早逝，留下曾祖母和祖父姐弟（族谱记载，祖父有兄长，但早夭，另有姐妹一人，属姐属妹须考证）孤儿寡母，动了高祖母的怜悯之心，为了安抚曾祖母，为此经常在生活上格外照顾关心。
现今有版本流传，高祖母经常偷偷怀揣一瓶油或一些米粮送给曾祖母，有时不小心，难免弄的衣服上有油渍，地上散落一些米粒，时间一长，结果“机关尽露”，被其他儿媳发现了，于是众口一词说高祖母偏心。但是在那个儒教强势的年代，儿媳有意见，大概也未必敢当面数落婆婆的不是，更何况，送油送米这些事，追究起来，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二
祖父的童年、少年，如今是一片空白，无从追究了。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下成长，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温馨、美好。明星生活不过，据父亲讲，太祖梓材公是当时远近闻名的秀才（有资料显示是“生员”，不过生员亦有多种小等级，不知是贡生还是一般的生员），通晓诗文、法律，左右手皆能写得一手好字，颇有才识。由于梓材公家境殷实，每年下来，家里也能分得不少地租钱，日子总不至于太难过。
在清朝乃至民国年间，像梓材公这样有功名的读书人，不光享受读书人在等级上的尊荣，且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基层统治力量——乡绅香港博客阶层的代表。在家族内部，他们拥有很高声望，充当着家族内部各种矛盾、纷争调停、董路博客裁决人的角色；在社会上，他们则是乡村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桥梁，往往是刑事诉讼的代理人。作为乡绅，梓材公的家境较为殷实的，是情理中的事。
据说，五马庄的风水地形很是漂亮，前有笔、墨、砚池等天然神器，是出读书人的祥瑞之地。祖父幼时，大概念的是村中老秀才教授的私塾，后来据说上的是乳源师范学校，和他的堂侄梁伟韬是同校校友。乳源县城离我们村中大概几十里路，当时我们那地方属于“清洞乡”，隶属乳源县管辖，这个乳源师范，大概是乳源县的最高学府——和今天的中专师范差不多。
清朝末年，政府迫于形势着力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政治上酝酿君主立宪，工商业搞洋务运动，教育废科举，办新式学堂。可是，晚晴的改革步伐没能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历史没有给满清时间去践行那些国家设计。辛亥革命，民国肇兴，中国进入了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学术的大繁荣时期。
虽说民国推翻了千年帝制，但在文化上，民国继承了先前的传统。祖父念的虽非名校，但仍跻身读书人行列。毕业后，享受着前清秀才的待遇，出身农家而不生活向导报用下地下田干活，并受到乡里的相当尊重。父亲说，祖父读书似乎并不用心，有一回，他就把“光绪”写成“光猪”，闹出笑话来。好在是民国了，不然把“光绪”写成“光猪”，那问题就大了。
三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孙中山先生护法运动，北伐誓师……还一度是广州军政府、国民政府的政府驻地，在整个民国时期，广东在历次的军事战争和政治纷争中，充当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因了天猫 天猫这些缘由，民国时期政界、军界及地方大员中，都少不了粤籍官员。
著名抗日名将、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就是乐昌九峰小坪石人。除了这位遐迩闻名薛大帅，和我们同乡仅隔几里路的廖家，还有出了一位国大代表——廖介操先生。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中国民国宪法》，并于1948年3月召开了第一届**即行宪**，选举国家总统、副总统等。据村中老人说，当年他们就读清洞小学时，适逢第一届**，学校会议室、教室等处，都悬挂有国大代表廖鉴超先生会议期间和蒋中正总统等民国要人的合影照片，当时情景，实在是蔚为壮观。
彼时，梁伟韬先生据传是县参议员，廖介操先生与堂伯梁伟韬先生，二人既是同乡，又同在政府中供职，为此相交甚好。老人们说，从前梁伟韬先生回家，骑高头大马，穿高筒皮鞋，腰间别着手枪，煞是威风。
祖父和梁伟韬先生，是叔侄、同校关系，加上年龄相仿，二人关系也较为密切。在梁伟韬先生的帮助下，祖父据说在阳山县就任过公安局长，着实也威风了一会。不过，据家中现有的一些碎片资料，目前尚未找到祖父当过公安局长这一职务的证据，倒是他当保甲长的经历，是有资料佐证的。
在祖父人生最巅峰的时候，由于身份地位变化的缘故，他的生活起居也讲究了起来，甚至沾上了鸦片，把鸦片当成一种奢侈品来吸食。此外，他还和梁伟韬先生几乎同时各娶了一房姨太太。据说，那姨太太是戏班子的角儿，他们叔侄娶了人家的角儿，那戏班子也没法四处巡演了。
祖父一生经历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娶了余氏，是姑母的亲生母亲；第二次娶了李氏，生了我父亲。至于那姨太太，姓甚名谁已无从考据，似乎也未留下一男半女，总之，她的生命如大多数人一样，也许不乏刻骨铭心的苦难和流离，却未能留下一些特有的痕迹，只能在历史宏大叙事里以群像的形式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四
父亲出生时，恰逢抗日胜利。经过经年累月的对外对内战争，整个新浪博客国家民族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我们村子，据说曾有国府的中央军从村中的大石阶路浩浩荡荡经过。抗日的烽火也曾燃到gay片博客村中，日本人曾到村里来，在交火中，村里有人中弹丧生。
那样的年月，国家因长期战乱无暇发展建设，长期积弱，人民生活艰难，朝不保夕，物资匮乏。在乡村，所谓的生活殷实人家，也不过是有饭吃，有学上而已，很难谈上钟鸣鼎食那种富贵来。
父亲幼年时，家境大概还过得去，反正总不至于食不果腹。祖父那代是独子，父亲又是家中的独子，为此相当的溺爱。他回忆说，他小时候脖子上曾经戴着银项链和一把银锁，据此推测，在他5岁之前的那段童年岁月，家里的生活应当是衣食无忧的。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为关键的几年。先是中共和国府为争夺日本受降权问题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和政治摩擦，继而有“重庆谈判”。国共谈判协定破裂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国府和中共就不同的政治主张和路线再次剑拔弩张，终于在1947年全面爆发内战。经辽西、徐蚌、平津三大战役后，国府精良损失殆尽。在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打击下，国府处于风雨飘摇的崩溃边缘。政府从南京迁到广州，又从广州迁到重庆，不久再迁到成都，最后，穿过那湾海峡，播迁到了台湾。开始了两个政治实体的长久分治和国家的分裂。
在粤北的小山村，人们依旧忙碌奔波于生计，依旧在贫瘠的石灰岩土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祖先重复过的劳动姿势，在茶余饭后，人们偶尔谈论国大代表廖鉴超先生和蒋总统合影照片背后不同版本的故事，似乎全然感觉不到时代在轰轰然中更替。
廖介操先生和梁伟韬先生显然早已察觉到形势的严峻逼人，国府播迁台湾，更让他们晓得了该做如何样的选择。
1949年的某一天，廖、梁两位先生商议，先到广州会合，然后想办法飞台湾。在那样紧要的关头下，他二位已不能同时出发去广州了，为此，梁伟韬先生只能先到广州，并打算在广州等候廖介操先生，然后同飞台湾。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梁伟韬先生刚到广州，就立即被中共逮捕了。逮捕后，中共逼迫其交代同党，并谓之“将功赎过”、“戴罪立功”。万般无奈之下，梁伟韬先生供出了廖介操先生。廖被捕带走时，曾对梁说：“戴斗笠的先走，披蓑笠的后面来。”不久，廖被中共枪杀处决，其家人连尸都不敢收敛。
据说，梁伟韬先生后来还在清洞小学做过几年校长。中共将其再次伏法时，他曾作万言书辩罪，试图躲过此劫。不过，作为“反动派”的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劫难，真应了那句“披蓑笠的后面来”的谶语——也被执行枪决了。村中老人说，执行枪决的，还是本村的一民兵。行刑时，梁伟韬先生对那民兵说，最好别打脑袋。那民兵说，你转过身去，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击中梁伟韬先生后脑……
祖父的地位与前二位相比，显然差了很远，但是，他在旧政府任过职的经历，还是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第一次下大狱，估计没蹲太久，后来释放了，当然鸦片也戒了。但是家中淘宝网我的淘宝田地却由于吸鸦片的原因，被卖的差不多了。欧美生活片
释放后不久，祖父被人告发说，当保甲长时雇佣、剥削长工，于是再度唐能通博客入狱。这次入狱，祖父扛不住了，大狱糟糕的环境和境遇，让他不久即浑身长了大疮。眼看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当局于是通知家属领人。
就在祖父被捕的那几年，家里评了“破产地主”，房产田地山林全部被分了。从狱中出来，正赶上农历春节。一家人挤在当局分配给家里的一个小房子里，那房子原是临时关押犯人的地方，位于邻村的王家。
就在祖父一家三口（姑母已外嫁）准备过年之际，王姓人家说祖父身上长的是“麻风”，为了防止村人被感染，王姓族人于是在除夕之夜将祖父一家驱逐了。凄风更兼苦雨，眼见家家户户都在和和美美、热热闹闹过年，祖父一家却要冒雨离开俞敏洪的博客那个栖身之所。无奈之下，祖父只能带着祖母、父亲暂时避到离村子几十米远的“下梁”祠堂过年。而那个所谓的祠堂，实际上梁姓另一族人集体迁徙后，在废墟上建起了仅供纪念凭吊的地方，周围荒无人烟，加上失于修葺，一下雨便到处漏水。就是在那样一个地方，祖父一家人过了一个凄凉、冷寂、孤寒、寥落的年。
五
土改和我们家被评为“破产地主”的具体时间，父亲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一切都与1949年，那个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年头有关。
史料记载，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0月，结束于1952年。“广东省1/3的干部、中南局将近1/4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1950年在广东开始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据此推算，我们家被评为破产地主的时间大概是1950年——1951年间，祖父离世的时间当在1955年前。
确切的时间已很难追溯，那个暴风骤雨年代残留的点滴碎片，只能生硬连接。
祖母生前，每说起土改，总是无比的愤怒与无奈。也难怪，49年，祖父入狱，此后被评为“破产地主”，房产土地一夜蒸发，曾祖母上吊自杀，祖父二度入狱，并病死。不到五年的时间，家中遭遇这么大的变故，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而言，那意味着孤儿寡母，一贫如洗，无依无靠，生活毫无着落……
土改运动似乎是分阶段进行的，在第一阶段时，我们家没有被评上地主。村里生产队长是我们家的常客，偶尔透露得意生活消息，说我们家那点房产、田地，够不着地主的标准，不必害怕。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地主”不断被挖出，原先很多中农变成了富农，富农变成了地主。
“我们家就是被策铭告发的！我一辈子都记得！”祖母咬牙切齿地说。这事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那历史真是捉弄人。迫于现实生活的无奈，父亲在最后竟过继给祖母眼中的“仇人”，成为一家人，并养老送终。
也许，继祖父确实说过一些对祖父不利的话，因为继祖父是共产党员，是村干部。但是，历史的真实也许也没有祖母想象的那样简单。若非在那个只有阶级斗争，没有法律的特殊社会，一句缺乏证据的话，何至于致人于死地？前些年，我在翻阅家中的一些老资料时，偶然发现一份关于土改时期评地主的资料，那上面赫然写着某村某生产队的“地主”数量指标！而这些指标，是没有商量、必须分解消化的硬指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凑数，富农当然要上位为“地主”，像我们家，获评“破产地主”，也就不足为怪了。
“斗地主”，如今已成为娱乐的一种纸牌游戏，轻松，使人愉悦、减压。但在当年，斗地主却往往充斥着肃杀、疯狂、野蛮、血腥等恐怖画面。早期的土改运动宣传画中，地主跪在贫下中农跟前，耷拉着曾经高昂的头颅，匍匐认罪。这样的场景应当是最文明的。在现实中，特别是乡村社会，斗地主的重点就是“斗”和“整”，在运动中，许多人享受着兽性发泄的快感。许多翻身的人们想出许多我们今天不敢想象的手段整那些地主恶霸。譬如，让地主脱光衣服，然后用杉树的针叶，将地主的后背刺的浑身流血，再用辣椒水涂抹伤口；或者将女地主的衣服剥光，用针线穿过乳头拉扯；再有就是往指甲里插竹签……在纯朴的乡人看来，示众、往脸上吐痰这类以羞辱人的尊严为目的的惩罚手段，实在太不实际了，因为他们听不见地主痛苦的求饶声和惨叫声，这实在太没意思了。
见过享受过斗地主的人，想着那场景都由不得打寒颤。像祖父这样有不好出身的人，家人成天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因为谁也很难意料，“地主”这顶帽子在哪天戴自己头上。就在土改运动搞得翻天覆地的时候，工作队盯上了我们家，开始三番五次传讯问话。这个时候，曾祖母不知从哪里收到家里将评为地主的风声，想到早前那些“地主”被揪斗的惨象和屈辱，情急之下，曾祖母找了根绳子，悬梁自尽了。
曾祖母自尽后不久，一位与我们家关系较好的生产队长告诉祖母，政府很快就要贴封条了，赶紧将家中细软打包搬出来，一旦贴了封条，就什么都拿不走了。这消息简直如五雷轰顶，祖母急的早已六神无主，进进出出屋里，想着这家转眼就将属于别人，她真恨不得将整座房子都打包提走。就这样来回进出了许久，祖母也想不出该拿什么走，因为她觉得什么都该拿，那些家具、工具、钱粮、衣物、坛坛罐罐……昨天都还是自己的，怎么一会就成别人的了？她想不通。在工作队贴封条前，她终于拿起一个口袋装了一些大米。等到她在想进门时，那木门上已贴上了醒目而有力的封条。
家里被评为“破产地主”后，姑母也不敢和祖母明着来往，因为姑父是中共干部。所以，被评上“地主”，不仅意味着被打倒在地，更意味着彻底边缘化，而地主及其子女，无疑是十恶不赦的黑五类和下等公民。
家中遭遇这样大的变故，也促使父亲变得早熟起来。为了帮助祖母下地干活，父亲决定辍学务农。父亲说，那时他上二年级，曾和我大舅是同班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尚可，辍学后，老师还曾到家里找祖母，说孩子学习不错，不能让孩子不读书……
六
文革的时候，阶级斗争再次让空气紧张起来，不过此时，家里只剩下祖母和父亲二人，家产早已瓜分完，祖父也早已作古，为此这一回没有成为被“专政”的对象。
“那时村里对面的山脚下，是打人的地方。”回忆那段往事，父亲仍心有余悸。文革期间，很多人只是和一些贫下中农结怨或者得罪了一些人，结果被抓起来严刑拷打，并拉到村子对面的山岗上打。打人时，“犯人”跪在挖好的坑边，侩子手手持生木柴棒，使尽浑身力气当头一棒，一声惨叫，脑浆四迸，立马倒地挣扎抽搐，这个时候，侩子手往往要补上几棒才能将人结果。人被打死后，像父亲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被逼迫充当丧夫，专门抬拉那些身体还在抽动的尸体掩埋。
这种用柴头打人致死的原始杀人手法，据说很有震慑威力，围观的人在血腥的刺激之下，莫不心惊胆跳。至于像父亲这类参与抬拉尸体的“四类分子”，即便在今天，他们对那个山岗还是恐惧、心惊的。但是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今天会有人去怀念那个时代，念那个时代路不拾遗的好？
再往后的岁月，父亲参加了许多水库工程的建设工作。在我上学时，他还津津乐道于他年轻时，修筑乐昌龙山水库挑泥是如何的勇猛过人。
父亲是30岁那年结婚的。因为评了地主后家里没有一点家产了，婚前，父亲在族人的协调之下，过继给了继祖父梁策铭。在继祖父及族人的帮助下，父亲终于成家立业了。
往事不堪回首，父亲那个时代的人，每个人都经历了非一般的苦楚遭遇。在时代翻天覆地，潮流滚滚奔涌之时，多少达官贵人尚且无法自保，弄得倾家荡产，甚至身首异处，更何况普通的小人物？在时代面前，小人物只是尘埃中的一粒沙，狂风中的一片叶，巨浪中的一滴水，丝毫掌控不了命运的走向，丝毫无力挣扎抗争。
不久前，读新闻看到马英九先生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当年二二八的遇难者及家属致歉。这是迟来的道歉，但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滚动的，前人犯的错甚至犯的法，我们不可能再用他们的方法，挖开前人的坟墓，将其扬尸野外，鞭尸泄愤。因为我们坚信，历史总在朝着文明的方向进化，人们总在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也许有一天，中国大陆政府淘宝网登陆的领导人也会像马英九先生一样，代表国家，在庄严的场合，在庄严的时刻，用庄重的礼仪，替前人认错，向被制度迫害致死及惨死的冤魂及家属致歉。
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这一天会到来！而不仅仅在海峡那边的台湾。
2012年11月29日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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